第三排左二为孙执中先生（摄于1947年7月8日）
孙先生是湖北嘉鱼县人，那个无名小县至今仍然以出了孙先生这样的学者而自豪。孙先生15岁离家考入湖北一所中学，人生的浪迹天涯的生活从此开始。抗战全面爆发，他积极宣传抗战，在活动中，因痛斥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遭到警察抓捕入狱，被判了18个月的监禁。年轻气盛的孙先生并不屈服，立志报国。他以不可想象的毅力在狱中学习了英语。3本英语书被他读“破”，就是杜甫说的那种“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那种“破”，就是读透了、读懂了。真如莎士比亚所说:“智慧是命运的征服者。”1942年出狱后，他参加了大学统考，顺利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后转到社会系，从此走上了进学之路，也认识了蓝蒲珍先生，获得了爱情。5年后，二人双双获得了学士学位。在大学期间，孙先生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直到1986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先生虽然研究经济，却是个不爱钱的人，他说，他自己的工资虽然也不多，够用就行了。他也不过问家里的钱用在哪儿，有夫人管理自然放心。听孙青（孙先生之女）说，孙先生出门身上很少带钱。孙青说过：有一个大冬天，孙先生去水上公园散步，老伴儿特意给他带了几十元钱，他却把钱全部换成了烤串儿。其实他从来不吃这些东西，可是家里谁会吃呢？孙先生淡淡地说:“我没想它能不能吃，天多冷啊，我是心疼那个人。”这就是孙先生的经济学思想。培根说过:“同情是一切道德中最高的美德。”他搞经济不是为了自己赚钱，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富足和振兴。
孙先生从来不抱怨待遇低，说现在的钱不多，但总比新中国成立前那阵子好得多。他和蓝先生同我讲过那时通货膨胀的情景。那时他们领到薪金就得快点到粮店购米。发薪那天早晨先派家人到粮店排队，拿到了薪金就得马不停蹄到粮店购米，晚一会儿，那个粮店可能会关板儿；再开门时，粮食就涨价了。这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案例。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为什么闻一多先生还靠刻印章挣点小钱贴补生活。孙先生一生就是爱书、爱学习、爱写文章、爱教书，他说这就够了。工作是责任，比什么都重要。他说教学和研究是为了报效国家。孙先生研究生毕业后，曾任教辅仁大学。孙先生这样写过:“我于1951年在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留在北京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即奉调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从此扎根河北大学已50个年头了，堪称‘老河大’，我生平值得炫耀的事不多，这算其中之一吧！当时调我来河北大学，是为了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建立‘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1960年，河大成立经济系，我一干又是4年。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双重重担，我一刻都不敢松懈，严格要求自己，力争成为青年人的榜样。常常想起一位有成就的学长的话：‘选择了教师，便是选择了责任。’回顾这几十年，自以为还是做到了尽职尽责的。”从这里我明白了责任是什么。
孙先生没有说过曾经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事实上，从一系列运动到“文革”，他不断受到冲击。比如，在1958年他曾经被当作“白旗”而受批判。那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场错误的所谓“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打击了大批专家、教授。很让人不解的是，孙先生那时讲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成了“白旗”。他讲课的方法很科学，讲到重点的地方就提醒大家作记录，其余的解释则不必，以达到深人浅出、把握重点的效果。据说他倒背着手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清楚而细致地讲解原著，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先生从来不对人说挨整的事。从诸多运动中过来的孙先生，是能够理解的。现在看起来，能够算“白旗”而值得被“拔”，也得说够资格，实在是“白而优则拔。”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孙先生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
1964年成立的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室，后来成为研究所，从1985年开始招收硕土研究生，孙先生是学术带头人。1994年，国家正式批准了河北大学招收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后来该学科成为省重点学科，2003年国务院批准了河北大学招收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孙先生1990年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2年被评为省管优秀专家，2000年转为“资深”省管优秀专家。孙先生被定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讲授过的课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外国经济等，还为研究生开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分析、日本经济专题、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史等课。他既教书也育人，为祖国的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等级人才，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对学生无微不至地关怀，从生活到学习，周到细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先生说过，这是他们老清华的风气，在清华大学，不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而是相反。如果学生病了,老师甚至都会亲自做了鸡汤送去。在向孙先生告别的时候，他的一位学生这样说:“亲爱的恩师，可爱的老师，你有着孩子般的天真，却又忧国忧民。您一生光明磊落，对待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我是深受您爱护的弟子，孙先生，我们爱您，想念您!”另一朋友说:“先生挚爱祖国，执着教育，两袖清风，磊落待人。”这些深情的话让我们了解了先生的温暖和人格的魅力。
孙先生先后兼任过中华日本学会理事、顾问，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顾问，还曾担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的理事。由于工作关系，日本朋友曾赠给孙先生一部分资金，孙先生原封不动全部交给了所里，用这些钱建立了一个语音实验室。赠给孙先生的车，他也直接交给了研究所使用。他一身清正之气，是天地知晓的。他的女儿孙青回忆说:“父亲担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时，我们去会上看他，他尽量不让我们在他那里吃饭。他在天津电话费是可以报销的，却让儿女给他打电话，为的是不占国家的便宜，也从来不让我们乘坐会上的车回家，他说不能占国家的便宜。”他做人做事一丝不苟。虽然不是政府官员，却以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他做的事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永远让人相信和永远让人敬佩的。
注：本文选自刘玉凯先生著《学海梯航——远去的先生们》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