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谈，爽快——这是通电话时，孙执中先生给记者最为直观的感受。本来只是想约个时间去采访先生，但没想到的是采访已在电话中悄然开始了，不知不觉和先生聊了十多分钟，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记者多少也感触到了先生性格的一些特点。
4月28日的上午，来到孙先生居所时恰巧他正在会客，我们就在外面等候。估摸着客人走了，我们再次按响了孙先生家的门铃，他老伴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里，此时孙先生正在接电话，他老伴儿告诉我们前面的客人来的太早了，孙先生没来得及吃早点。原来以为孙先生不会很忙，但现在我们才感觉到已经83岁高龄的先生依旧不很清闲。
“对不起啊!”放下电话孙先生客气的说，“请坐，快请坐”，先生把我们让到沙发上。
保姆端来了早点，是一小碗煮热的奶。我们请孙先生吃完再谈，他却毫不介意，“边吃边谈，边吃边谈。”还示意老伴儿给我们沏上茶水。
说出我们准备的两个主题——做人和做学问后，先生很是赞同，连连称赞我们的选题好。进入主题之前孙先生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两弹元勋”邓稼先的故事。
他说，当年邓稼先在接到去大西北研制原子弹任务时，由于保密的需要，家里人他谁都没有告诉，只知道任务很重。事后有记者采访他妻子，问当时她是不是担心，他妻子回答当然担心。记者又问她担心什么，她回答的是担心国家交给自己的丈夫这么重的任务，他是不是能完成。孙先生讲这个故事时很激动，我们听的出，他的意思是爱国，是当时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家属的一种普遍的爱国热情。
“无国即无家”，学生时代在动荡的社会中度过的孙执中先生的求学是异常艰难的，他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一点。抗战开始第一年，由于战乱，他所在的中学从武汉迁往恩施。家没了，自己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真是一心只希望国家能够好起来。后来虽然考上了当时为战事所迫南迁的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但生活极其艰苦，家庭沦陷，无依无靠，学习之余只能在外兼做家教以补贴生活之不足。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原，孙先生随校回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攻读农业经济的硕士研究生。现在追忆起在那种艰苦的年代，当时的大学生没有忘记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希望将来用自己的知识使祖国强大。“国家好了，自己的家才会好，自己才会好，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的前途。”孙先生意味深长地说。
孙先生说他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就是处处要以国家的事业为重，要胸怀大志。“相比以前，现在的大学生是最幸福的。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要有理想，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一定要多为国家着想，国家有需要你的地方一定要积极响应。”
孙先生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1952年院系调整，由于国家的需要，清华大学硕士毕业留在北京工作的孙先生接到去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的调令，二话没说，他就来到了河大，而且在这里一呆就是50多年。期间社科院、北大、南开等多家单位曾多次试图调走孙先生，他都没有走。“当然，有时候并不是不想走，如果去那些地方，无论对自己的事业发展，还是其他方面的条件都可能比现在要好。但这里的事业需要我，这里的学生需要我。同时八十年代曾任河大校长的周学鳌当时的一句话也感动了我，他说他要是放走我，对不起河北大学的学生。士为知己者死，从此我就打消了走的念头。”从一个“士为知己者死”，我们又看到了孙先生的另一面。
谈到做学问，让记者感触最深的一点是孙先生说的一句话，他说：“社会科学如果不为国家服务就没有多少价值。”作为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孙先生说他研究日本问题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的，而且必须与中国现实相结合，并且指出路径。“我的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为国家需要而进行的。”说这句话时孙先生的情绪很高，铿锵有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为国家的建设服务，河大80年校庆时孙执中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我在河大50年》中同样体现了这一观点，他在文中写道：“科研的方向，即首先要从党和国家的需要出发，密切结合现实实际。”
在一篇《研究生学习生活追忆》中，孙先生曾这样写道：“做学问要认真，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为人、治学最重要的品质是朴实无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由此，我们看到了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为人之道。
说起自己的个人待遇，孙先生表示现在他已经很满足，“我的兴趣不在物质上，现在不为生活所苦，能安心工作就已经是很好的了。”现在每天他和老伴儿都会出去散两次步，活动活动，身体还是很硬朗。虽然儿女们不在身边，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天津，老两口儿有时会去天津看看。“我们在天津还有一个家呢。”孙先生的老伴儿乐呵呵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