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大春（1909-2002）先生，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的奠基者，当代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先生家中悬挂的“博古通今”书法长卷是一代学生的记忆。　　滕大春先生出生在北京。解放前，他在北京上小学读中学进北大。大学毕业后，离开北京，任教山东，任职安徽，求职四川，求学美国。解放后，他又执教天津，执教保定，先后任教六十余载。滕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居住，在北京去世。人生的轨迹走了一个圆，人生的终点又交汇在人生的起点上。先生的品德、学识和人格伴着人生的轨迹，也画下了一个大大的圆，给后人留下了完美与圆满，留下了挥之不去周而复始无尽的思念。　　我初识滕大春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河北大学教育系自“文革”起停止招生十余年，1981年才恢复招生。我是1983年考入河北大学教育系学习教育专业的。在教育系迎新会上，来了许多老师，主持会议的老师一一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几位老教授时，我们这些未脱稚气刚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学子们心里阵阵激动，起劲地鼓掌。是啊，在那个年代，教授在我们高中毕业生心目中，是知识的化身，代表着最有学问的人。以往只是在书本中电影上看到过教授，现实中一下子跟教授们这么近距离接触，其感觉颇有点像现在追星族们见到心仪已久的偶像。　　滕大春先生就是几位老教授中的一位。记忆中几位老先生个个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竞相发言。他们注视学生的眼睛里流露出的是真诚的喜悦。现在回想起来，也许只有经历了“文革”这场严冬、从“牛棚”重新回到讲堂的人们，才会有这种从内心深处涌动出的目光。滕大春先生作了即席发言。先生讲了些什么，已记不十分清楚。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思维敏捷、逻辑性极强，底气充沛，尤其那宏亮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写到这里，先生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又在耳畔回响。　　认识先生后，经常能够见到先生。那时老师们每天下午五点后会陆续到系里来取报纸和信件，这时正是学生们拿起饭盆直奔食堂的时候。我们班教室就在系办公室隔壁，所以总能在走廊或教学楼外碰上滕大春先生。印象中滕先生总是穿着一身蓝色或灰色中山装，风纪扣总是系得紧紧的，手里拎着老式黑提包。学生们遇上先生，总会礼貌地问候:“滕先生好！”先生也会礼貌地回答:“同学好!”倘若哪位学生停下脚步，规规矩矩地鞠躬问候，那时先生也会站在那里颔首还礼。先生虽然学术声望很高，年纪又长，但待人接物却始终非常谦和宽容。无论对方年高位尊还是年幼位微，先生都是一视同仁，都是极和气极客气极讲礼貌的，不端丝毫学者、长者、尊者的架子。先生年届九十高龄时，家里来客人都要亲迎亲送，常常坚持要把客人送到楼下。滕先生谦虚平和的性格，虚怀若谷的气度，真切地体现出学术大家的风范。先生在学术界人缘极好，口碑极好。　　河北大学教育系恢复招生后，滕大春先生由于年事已高,又有着很重的科研任务，系里没再安排他讲授本科生课程。我们这些本科生每天都能与名师相遇，却只能擦肩而过，不能亲聆教诲，实在是件憾事。1984年河北大学教育系只招收了一个20人的比较教育专业研究生班，滕大春先生讲授“美国教育”。授课地点就在我们班教室（那时每个班级的教室都是固定的），同一时间我们到外文系阶梯教室和法律系学生上合班公共课。这样好的机会当然不容错过，于是，公共课的时间，我仍坐在本班教室里，开始旁听先生讲课。公共课不受欢迎，逃课的学生很多，几次课下来，任课老师忍无可忍，拿出杀手锏，上课点名，并声明三次不到课，成绩按不及格论处。两次点名未到，面临红牌罚下，我只好忍痛与先生的课堂告别。先生授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从讲课中可以感受到先生备课是非常精心充分的。多年后，我在系里分管教学工作，跟先生谈起有些青年教师，特别是某门课程教过一两遍后，课前匆匆浏览一下讲义，上课时或照本宣科，或胡乱神侃，教学效果很差，对学生极不负责。先生听后，很吃惊，连说:“那怎么行呢？教师要对学生负责啊！”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像先生教了几十年书，轻车熟路，不备课也照样能教好吧。先生却很严肃地说：“不成，不成，不认真备课怎么能行？信口开河会误人子弟的。”　　先生授课有板有眼，非常严谨，但先生授课绝不刻板枯燥，照本宣科。他非常注意师生之间的互动，提出问题后，喜欢学生们讨论。讨论是学术的、民主的、平等的，从没见过先生居高临下用权威的口吻结束一个问题的讨论。先生是权威，但决不是靠年龄资历强从外部去铸造的权威，而是用和风细雨般的德行学问沁润到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所以，先生的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师生常常讨论得很热烈。课堂中弥漫着浓浓的学术气息，这种气息是学术大家授课著述时特有气质的外溢，可意会而不可言传，是旁人绝难模仿出来的。时隔多年，先生给我们几位博士生上课时，仍然是这种风格。　　先生常说，“文革”后迎来了他学术上的第二个春天。他总感到要做的事太多，时间又太少。他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先后出版了《今日美国教育》《卢梭教育思想述评》；担任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外国教育”分支主编和《教育大辞典·外国教育史》分卷主编；翻译了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德国教育史》；主编了 《外国古代教育史》《外国近代教育史》《外国教育通史》（六卷本），等等。所有这些学术成就都是在滕先生七十到八十余岁时完成的。在他八十五岁时，终于了却了一桩多年的夙愿，出版了洋洋五十余万字的学术专著——《美国教育史》。先生对学术的追求是发自心底的，对所研究的专业领域是情有独钟的。对于先生而言，学术研究绝不是谋生或谋得更多利益的手段，学术研究已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先生晚年对学术界渐起的腐败之风很感忧虑，不止一次地说：“学术就是学术，学术怎能按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去运作呢？“学术腐败的危害后果猛于官场腐败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几次陪滕先生到北京查阅复印资料。那时先生刚回到北京，住在宣武医院后门报国寺胡同。先生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我每天早上到家里接上先生，出门或乘坐地铁或挤公交车，直奔北京图书馆、中央教科所图书馆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当时学校对出差打的是严格限制的，是要财务审批的。但以先生的年龄和资历而论，财务报销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先生却一再说不要违反学校的规定，不打的还能省下一些经费，多复印些资料。迫不得已打的，先生也总是坚持打面的。学校那时经费确实紧张，尤其是用于学科建设方面的经费少的可怜。外国教育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需要大量的外文资料。原版的图书太贵，一本书动辄一两千元人民币，而且购买渠道不畅。先生为了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想出了到北京几家图书馆去复印图书的办法。复印一本书只需几十元，至多上百元，方便经济。我开玩笑说：“先生在家从不算经济账，没想到一算经济账，还蛮精明嘛。”先生却当真地说:“咱们不能等万事俱备再干事，得想办法少花钱，多办事啊。”每次一进图书馆，滕先生便如鱼得水，很快进入最佳状态，查阅图书资料几乎到了忘我的境地。先生中午常常是吃块三明治，喝杯可乐，坐在椅子上小憩一会儿，下午接着再战。我担心他身体吃不消，劝他工作半天，下午回家休息。他总是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觉着累。”一天下来，我都感到头胀背酸，问起先生，总说：“还成，吃得消。”先生的行动胜过一切言语，他很少跟我们讲做人做学问的大道理，身教在先，做人做事，点点滴滴，细雨润物，潜移默化。　　滕先生在北京居住的条件十分简陋。他和师母以及女儿、外孙挤在两室一厅的居室里。楼房是八十年代的那种老式的结构，一大一小两居室，进门有一所谓过厅，总建筑面积大约五十平方米。晚上睡觉，要把大屋的沙发打开，铺成双人床。大屋阳台的窗前摆着油漆已经剥落的写字台，那是先生的工作台，上面放着笔筒、花镜和放大镜。先生居住和工作条件虽简陋之至，他却不以为然。他一生在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生活简单而俭朴。我们从未见过先生生活上有什么奢侈品，先生也基本没有什么嗜好。如果有什么喜好，那就是喝绿茶和可口可乐。可乐是美国留学时的附带品，每次在外就餐时，先生就会要上一听可乐。绿茶加可乐，中西兼顾。　　滕先生晚年回到北京，原因之一是老年人普遍的叶落归根的情结；再就是随着年龄的日增，先生越来越顾怜自己和师母的身体，看重了北京优越的医疗条件。殊不知，先生太天真了，书生气太浓了。北京医疗条件虽好，但交通不便，到名院求名医，则是难上加难。先生在北京既不是达官贵人，也非社会名流，更非商贾巨富，北京医疗条件再好，先生也无缘充分享受。记得有一次先生到一区医院看病，碰上一个不懂老年心理的庸医。此君用手指戳着桌面上的旧塑料台布，现场说法，大讲老年人的脑血管就像这台布，已经老化，极易破碎，正告先生一定要加倍小心注意。先生受此惊吓，日夜担心血管破裂，提出到协和医院求助名医。协和医院专家门诊号数量有限，即使头天晚上十二点前排队，通宵下来，如果运气不好，都挂不上号。几经周折，通过河北医科大学的一位博导，终于挂上了神经内科的专家号。专家是院士，诊断检查完毕后，详细地解释先生的症状及原因，最后下了结论：先生心脑血管状况，绝不像八十多岁的人，倒像六十多岁，只要精神放松心情好，活到一百岁没问题。先生连连点头，压在心头好些天的石头被搬走了，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走出协和医院，先生一道上讲，这位专家诊断如何高明，症状说得如何准。我们附和着说，名医庸医，天壤之别。先生本身是专家，所以非常崇信著名医院的著名专家，坚信专家就是知识领域的佼佼者，科学技术的掌握者。　　滕先生晚年在北京有些孤独。他到北京后，耳背，需戴助听器，眼神也渐渐不济，不能长时间看书看报。楼下不足200多平方米的小花园，成了他经常散步的地方。出了院门就是闹市，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先生怕车，没事是不出院门的。初来乍到，院内的人都是生面孔，日子久了，彼此渐渐熟识，谈天气，说些家长里短。再谈，人家谈的，先生插不上嘴，先生想谈的，人家不感兴趣。久而久之，相互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先生就有些不愿意出门，或在屋子里踱步，或坐在沙发上发呆。学校一旦有人来家，或有学界的新老朋友拜访，先生就会很兴奋，变得活泼起来。特别是学生们来家，先生就像过节，早早地就做好了准备。师母摆上一大盘水果，几小碟干果，茶壶茶杯一应俱全。学生们到来后，师生欢笑，自然热闹。坐定后，滕先生第一句话总是：“今天我们可以畅谈啦！”有时一谈几个小时，吃饭时间都不肯浪费，边吃边谈，先生对谈话的主题比饭菜更感兴趣。　　学生们往往是早上从保定出发，晚上赶回保定，来去匆匆。先生似乎每次谈话都不能尽兴，学生们起身告辞时，先生总是遗憾地说，“哦，我们还没畅谈呀。”学生们会说很快还会来。先生就会认真的问，下次什么时候来，下次一定畅谈。每当博士生到家上课，一连几天，一天两个单元，或先生讲，或大家讨论，先生精神抖擞，无半点倦意。此情此景，谁又会认为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呢。一见到学生们，一论起学术，先生永远都是那么年轻，永远那么不知疲倦。离开学生，离开学术，先生感到的是孤独与寂寥。先生常感慨：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秋风瑟瑟，草木萧萧，先生已去多载。每当夕阳斜下，漫步在校园内，总觉着仍能跟先生不期相遇，总觉着仍能远远看到先生远去的身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尊师重教的民族。“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每一位真正履行这三项任务的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北大季羡林先生通晓东西方多种语言，据他讲，在他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语把“恩”和“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滕大春先生是我的恩师，滕大春先生是他所有学生的恩师。　　注：滕大春先生，1909年生于北京通县，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47年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1950年从美国学成归国后长期担任河北大学教授。1986年，滕大春先生在河北大学创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外国教育史博士点，他本人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外国教育史专业博士生导师。滕大春先生在外国教育史、美国教育史、卢梭教育理论研究等领域成果卓著，著述丰硕，其学术著作和教育思想在国内外教育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是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重要奠基人。2019年，《滕大春文集》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共分6卷，181万字，收录了滕大春先生在70余年治学生涯中出版和发表过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本文曾刊载于河北大学建校九十周年校庆特刊，副题为编者所加。作者郭健，现任河北大学党委书记。　　编后：河北大学在近百年办学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名师大家，他们以深厚的学术涵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坚定的文化品格感染着每一个河大人，对河大精神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河北大学校报《流风遗泽》栏目近期集中选登系列纪念文章，带领大家一起重温老先生们的思想、学问、人格魅力和报国情怀，让我们以先生们为榜样，坚守育人使命、传承大学精神，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